2014 年 3 月 15 日，春分刚过的 H 市正浸在一片温润的暖阳里。
尖沙咀海滨公园的紫荆花顺着微风簌簌飘落，晨练的老人握着太极剑划过空气，写字楼里的白领们端着热奶茶匆匆走进玻璃门，维多利亚港的渡轮鸣着轻笛，将海面的金光揉成细碎的涟漪 —— 这座城市的每一处褶皱里，都透着旁人眼中 “繁荣昌盛” 的模样。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油麻地一栋没有招牌的旧写字楼里，十二楼的会议室正像一块吸光的海绵，将外界的阳光与喧嚣悉数隔绝。
会议室的门是暗灰色的，门把手包着磨旧的黄铜，按下侧面隐蔽的按钮才能推开。
里面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上两盏昏黄的筒灯，光线刚好落在一张椭圆形的深色实木桌上，桌角还留着几道未打磨的划痕。
靠墙的位置摆着四把金属折叠椅，椅面蒙着的黑色人造革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灰色的海绵。
桌上放着五瓶未开封的矿泉水，瓶身凝着细密的水珠，顺着桌沿滴落在灰色的地毯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下午两点零三分，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深灰色定制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西装袖口别着一枚没有纹路的银质袖扣，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的皮质手提箱，箱角的金属包边被磨得发亮。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前的碎发被发胶固定住，露出饱满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目光扫过房间时，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审视。
他就是从阿美来的塞尔，为了这场会面，他辗转了三个国家，避开了五次海关的随机抽查，手提箱的夹层里，藏着用防潮纸包裹的五十万美金。
“塞尔先生，您可算来了。” 坐在主位的男人立刻站起身，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帽子压得很低，露出的下颌线绷得很紧，下巴上冒出青黑色的胡茬。
他就是李卓，在 H 市的 “圈子” 里混了五年，手下有二十多个常年跟着他的小弟，平时靠帮人 “看场”、收保护费过活。
见塞尔坐下，他才重新落座，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发出 “笃笃” 的声响。
跟着李卓起身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坐在李卓左手边的是朱大明，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牛仔裤膝盖处破了两个洞，脚上的帆布鞋沾着泥点，看起来像个刚从工地上来的年轻人，可他的眼神却很活络，四处打量着塞尔的西装和手提箱。
朱大明旁边是戴廷，他穿着一件灰色的 POLO 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攥着一个旧手机，手指不停地在屏幕上滑动，看起来有些紧张。
戴廷对面是陈建，他穿得最花哨，一件亮黄色的短袖 T 恤，搭配一条蓝色的运动裤，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金项链，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声音也比别人大些。
最边上的是黄峰，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胸口，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看起来不太爱说话，只有在别人提到他时，才会抬起头眨眨眼。
塞尔将手提箱放在桌上，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端起桌上的矿泉水，拧开瓶盖喝了一口。
水是凉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
“李卓先生，各位，” 他的中文带着轻微的口音，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却偶尔会在句末停顿一下，像是在确认用词是否准确，“这次来 H 市，是为了和各位达成合作。箱子里是五十万美金，算是启动资金。”
他说着，将手提箱推到桌子中间，打开了锁扣。箱子里铺着黑色的丝绒，五十沓用橡皮筋捆好的美金整齐地码在里面，每张钞票的边角都很整齐，透着崭新的油墨味。
阳光从筒灯里照下来，落在钞票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李卓的眼睛立刻亮了，他伸手拿起一沓美金，用手指捻了捻，确认是真钞后，眉头却突然皱了起来。
“什么东西？就这么点钱？” 他把美金扔回箱子里，声音陡然提高，手指敲着桌面的力度也大了些，“区区十万美金而已，实在是有些太少啦！你知道现在 H 市的行情吗？我手下的小弟们可不好伺候，随随便便拉出一个来站岗放哨，一天就得收一千港币，换算成美元也差不多有一百三十块了。”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后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嘴角溢出，模糊了他的表情。
“这样算下来，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召集五百号人过来撑场面罢了。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开销，你算过吗？吃饭要去茶餐厅，一份叉烧饭就要四十港币，五百人一天三顿就是六万；住宿要找那种没有登记的廉价旅馆，一个房间住四个人，一晚两百港币，一百二十五个房间就是两万五；还有买标语、印传单的钱，找车拉人的钱，这些加在一起，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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