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善阳，西南而行，行二百余里，过黄河，入进关中地界，转而南下，行千余里，乃至长安。刘武周所遣之使，虽是马歇人不歇，昼夜兼驰，也是数日后才到城外。刘武周与李渊私下已有联系，他这使者入城倒是无碍，进到城中，几经周转，刘武周的书信呈到了李渊案上。
看罢书信，李渊大惊失色，急召李建成、李世民，及诸大臣觐见。
李建成、李世民都在宫城中住，两人到得最早。李渊便把刘武周来信给他两人瞧看。两人相继看了。李建成亦是惊色，脱口而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李善道好生诡计！这厮明赴河东，却使高曦、萧裕北取刘武周。这、这……，刘武周告急求援，父皇计议何以回复？”
李渊先未回答，目光落在他的这两个儿子身上。
尽管两年前就称了帝，——称帝的过程很顺利，从大业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太原起兵，到去年六月十八日，在太极殿即皇帝位，前后统共不到一年的时间。但称帝后，这两年的日子，李渊大部分之时，过的并不舒心。薛举父子、李轨、梁师都等关中外患是其一；关外的李善道南征北战，声势越来越大是其二；李建成、李世民，他这两个儿子日渐不合是其三。
三者相较，关中外患近已基本消弭，只剩下了个梁师都，而梁师都远不能与薛举父子比，不需大军往伐，只一个延州总管段德操就足可将他抵御，屡次败之，是关中外患已不足虑。至於李善道，月前闻他大败李密，尽歼李密之众，掩得山东、河南诸郡之地，固其声势是愈发浩大，然关中四塞之地，且自现已得巴蜀，亦足堪抗衡，又江淮诸地尚且纷乱，此是李善道可称远忧，然亦不算近忧。唯一让他当下常自虑之的，却便是李建成、李世民争斗渐炽此事！
李渊出身门阀，久在朝中，为人上者如何掌权之道，他早已稔熟於心，不外乎两个字：“制衡”。对臣属如此，对儿子们也是如此。故他起兵之初，对李建成、李世民这两个都很有能力的成年儿子，采用的便是制衡之术。当时才方起兵，军士不多，军分左右，李建成、李世民各掌一军。入了长安，掌了长安朝权以后，虽戎旅之事，多付李世民，然中枢政务，李建成则多参之，并及早地立他为太子，以消除李世民可能因军功而获得的声望。——事实上，李建成也是有军事能力的，却之所以戎旅之事，多付李世民，正亦是因为李建成已被立太子。
本来制衡得好好的，两个儿子俱有才能，他作为父亲，居上统御就是。
不意却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委实太过出色，才起兵时，打西河、打霍邑、打蒲坂，彼时因是唐军全军都上，他虽已表现出了他的不同，还没有怎么特别显他，但到了长安后的随后诸战，临危受命，面对李善道、刘武周两路夹击，夺回太原是一；特别与薛举父子的历战，唐军大将尽被薛举父子打得落花流水，没一个是对手，唯李世民凡战皆胜，全靠他才力挽狂澜，於是李世民在唐军中的威望，眼下已一时无两！——包括很多的朝臣，也都称赞他，倾心於他。
这一下，就搞得李建成、李世民这两个儿子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
就李渊内心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他起兵之前，在太原时，诸子之中，唯李世民从在他身边，他对李世民也是很喜爱的，可喜爱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
有道是，“天家无亲情”。李建成毕竟是嫡长子，立储以长，礼之正也，若因李世民功高就易储，必会引发朝中之乱，此决不可行；同时，短短一两年间，李世民在唐军、唐臣中的声望就这么高了，若再立他为太子，恐其威权就会太盛，则他这个父皇，也将难以制驭。
因李渊一向来，都是持衡为要，竭力维持现有格局，既不动摇太子之位，又倚重李世民之才。於二者之间谨慎权衡，断不肯使一方独大，以避免骨肉相争、朝局大乱而酿成祸患。——外有李善道这个强敌，一旦再生内乱，国必危矣。甚至不需李善道来攻，单是内部倾轧便足以瓦解新政初立的根基，唐或自将灭亡矣。可这平衡之术，如今却是日愈力不从心！
就在不久前，消灭了李轨后，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本薛举父子、李轨俱平，李渊接受了李建成自请，——却李建成之自请，实出於东宫官属太子中允王轨的建议，李渊亦知，然出於制衡二子的考虑，对此默许，已准备下旨，令李建成、李世民各统一军，分攻陕虢、河东，意在也给李建成一个建功机会，以平衡李世民威望。
然而诏令未下，却忽有刘文静妾兄告发刘文静声称要斩裴寂，并为厌胜之法、图谋不轨！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死党。
早在太原起兵之前，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亲近。他曾经对裴寂评价李世民，说李世民是“非常人也，大度类於汉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只不过裴寂当时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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