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36）四月十一日，后金国大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以是年为崇德元年；改国号金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
次日，皇太极率百官祭太庙，尊奉父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祖父到始祖都尊奉为王。
十天后，皇太极大封其臣属。其诸兄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多尔衮、多铎、以及八旗下的子侄、诸外藩蒙古的贝勒王爷，和明朝降将都有马匹金银的封赏。
皇太极的即位之典持续约二十余天，礼仪多仿汉制。
此时，大明王朝风雨飘扬，这个诺大的江山处在内忧外患的最严重时期。
高迎祥虽被杨乐所救，但历史的年轮似乎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接连不断的灾荒制造了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又为农民军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基础。
这年春天，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灾情还在蔓延。三月，山西巡抚吴甡奏报：晋南闻喜、沁源等处大饥，人相食；
河南巡抚陈必谦等人相继奏报：南阳、南召、裕州（今方城）一带村落荒凉，树皮都已经被剥尽，有母亲把女儿煮食的；
陕西仍是没有止境的旱灾、蝗灾，有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洪涝。
面对遍地饥荒，崇祯帝一筹莫展，只能对几个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钱粮，但不过是官样的文章，对于嗷嗷着要吃饭的饥民来说，减少一点赋税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时候的农民军正不断发展壮大，各部倏分倏合，力量比较分散，行军作战也是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出发，基本上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并没有什么战略意图，因而也被称之为“流寇”。
自从高迎祥被捕之后，李自成自然而然成为了另一个闯王，将闯字这面大旗扛了下去。
闯军的战火依然没有熄灭，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河南是军事要冲，毗邻两京5省，河南大乱则天下难保。
为了统一事权，集中各省兵力剿灭农民军，崇祯帝接受了朝臣的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统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军务，专责围剿农民武装的五省总督。
朝臣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但崇祯帝以为三边地区同蒙古诸部相邻，责任重大，最后还是决定任用延绥巡抚――陈奇瑜。
崇祯七年（1634）正月，陈奇瑜加兵部右侍郎衔，出任五省总督。这是明廷设置专门统一主持剿杀农民军的司令部的第一人。
陈奇瑜不负众望，得到了一次歼灭农民军张献忠部分主力的机会。
当时，以张献忠为首的几股农民军大约4万多人在汉中府城以东的山谷地区被陈奇瑜的大军包围，由于地形狭窄，张献忠很有可能被歼灭。于是张献忠等人使出了卑鄙无耻的诈降计谋，向陈奇瑜提出愿受招安，解散回家的条件。
陈奇瑜上奏之后，得到了兵部和崇祯帝的招抚认可，就放心招安，让各部农民军分成百人一队，由一个军校带领，从容经连云栈道出汉中盆地，传檄各部不许截击。
张献忠刚一脱离险境就把带队的所谓安抚官或杀或缚，接连攻克凤县和宝鸡，向甘肃地区迅速转移。
这次招抚的失败引起了明朝士大夫们的极大震动。许多人过高估计了明军在汉中取得的胜利成果，因而把误抚而导致丧失的成果看成是陈奇瑜极大的误国之举，崇祯帝不得不把陈奇瑜撤职并逮捕进京。
之后，崇祯命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处军务，任命卢象升为总理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别负责东南和西北的剿务。
但是，分散流动的作战方式虽然还不足以颠覆明王朝的统治，却使得明朝官军的围剿十分困难。卢象升和洪承畴大抵只能不断地驰援救急，疲于奔命，根本无法组织起重创农民军的大战役。
崇祯帝刻期卢象升六个月完成剿平任务。但到了这年春天，限期将至，农民军仍然风行天下。
洪承畴在陕西一直主要同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等部的农民军周旋，胜负参半，总是不能给农民军以重创。
这些事情，似乎和杨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大明这艘大船经过两百年风雨的礼，早已经摇摇欲坠。
杨乐早感觉力不从心，他刚开始以为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认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但改变历史进程的这种事情，岂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明朝早已经混乱不堪，东林党、阉党明争暗斗，言官和武将互相瞧不顺眼。
一种小事情，廷议许多天，来回扯皮，打仗除了要银子，还是要银子，等六部决定下来，黄瓜菜都凉了，不，是都馊了。
再加上崇祯的多疑和刚愎自用，听信了温体仁的谗言，杨乐不得不先杀死温体仁，逃离了京城。
现在大明早已经没了他的容身之处，他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还没有完全开发的琉球岛，也就是――后来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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