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直隶，各省的官员在两个月内都拿到了内阁下发评核截止时间。
如此一来，之前地方的学政，一个两个都是头大如斗。
朝廷拨款下来的扫盲银子，可是很多都被挪到了地方各种文科生员的教育，以及各种文科课题之中去了。
地方是有很多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的。
这批人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拉下脸面，去写白话文的。
甚至就算写文言书籍、小说，这些儒生也不怎么愿意加入，毕竟在他们看来，写这种文字，有辱斯文，抱残守缺的人依旧不少。
但没有正经工作安排他们，于是这些人三不五时出现在酒楼、茶摊，讲着对国家不利的言论，甚至煽动百姓对于地方官衙的不满。
尤其是大顺，妄议国政这个罪名被修改了。
改为诽谤罪、污蔑罪、间谍罪、以及寻衅滋事等罪名。
前三个是上刑的，但也是各个衙门处置，其中诽谤为民告民、污蔑为民告官、间谍则是由警部安全司和其他治安刑责衙门处置。
地方能动手的，只有寻衅滋事，但这个是箩筐罪名，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适用的。
尤其是民愤还在的情况下，地方衙门很多时候都不会按照朝廷的任务彻底完成责任，很多时候他们的作为，百姓都无法接受，本就影响权威了，要是被这群读书人煽动了，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各地官衙上下，都对于挪用扫盲经费给这些儒生创造生活条件的事情听之任之。
但很可惜，朝廷收窄了扫盲的时间，并且上边已经下来了五等处置方案，以及后续跟进下发的大顺扫盲方案。
大顺会采取多方抽检的手段，会安排人去地方抽调各地百姓入京游玩。
至于抽调谁入京，那就是看皇帝怎么想了。
反正抽调入京的百姓，费用肯定是朝廷出，进来之后玩玩吃吃喝喝回去，也能宣传顺天府的发展，让大家伙都能明白国家是个什么规模。
皇帝再随便接见一两个老乡问问情况，到时候就算识字率再失真，也能看出些许端倪来。
如果被发现抽检不合格，脑袋搬家都是最好的惩罚了。
一听到是这种抽查方式，基本上所有学部官员都明白了。
这一劫，干系的不止他们，还有地方上的官员。
毕竟皇帝要抽调百姓入京游玩，可没说这里头会不会有人就在其中掺杂政治斗争了。
每个人屁股底下都不见得是干净的。
万一被人捅出来呢？
所以，学部官员们，还是很快见到了各个地方的顶头上司，几方人博弈交涉之后，一些和气的地方，会挪用本就允许截流在地方的银子先拨款给学部。
而没有处理好关系的，那就是上书攻讦的上书，或者干脆闹出了学部官员死得不明不白的事情。
当然，更多的还是效法一些地方的处置方案。
老儒生，老学究不好对付不是？
那就上山下乡去开办夜校扫盲。
老儒生老学究统统去当夜校校长，办不好扫盲的考核，就拿这些老儒生开刀！
这是中华几千年的积累，不可能一下子就扫干净了。
现在算是废物利用了，至于老儒生们怎么想，学部官员开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规则范围内，帮他们的儿孙办理乡村户籍。
是的，乡村户籍一出来，很多儒生的逆反心就少了。
相较于现在城市内的户籍，乡村户籍反而更值钱。
很多儒生在前朝多少有点家底，按照规矩是被统一迁往城市落户管理。但随着国家局面的稳定，各地剿匪基本进入尾声，很多地方出了县城、乡堡十里，遍地都是残垣村落。
但又修养了几年下来，已经有一些残垣重新有了人烟，这些地方已经有很多适合重新建档设村了，毕竟很多乡镇是希望朝廷多开村子，好给他们分担一下税收压力。
王三虽然推行摊丁入亩，但不是按照常规列户之法，而是将所有乡镇土地规模弄好，然后安排给乡里。
到时候收税，直接问乡里要，反正土地在这里，你怎么摊，那是乡里和村里的事情。
这就导致了乡里为了降低上税压力，想尽办法推行合作社、集体社，用这样的方式降低其中的收税成本，也排斥一些小农地主，毕竟只有合作社、集体社，能够降低乡里的收税成本，若是遍地小农，他们还得下地方扯皮，到时候免不了被弹劾是前朝旧祸死灰复燃的始作俑者。
但户头一直都是压力，毕竟每年朝廷都会用各种理由，拉拢招揽百姓参加建设兵团，经常是一户户的被迁走，导致了各地人口增长速度缓慢。
如此一来，乡镇里的人口涨不上来，摊下来的地丁银只多不少。
因此才有了将原本被毁弃的村子重新建档的想法。
而这种由乡里直接掌控的村子，并没有编制，因此也叫自然村。
毕竟村一级的行政级别在大顺也是留档的，比如农场，比如一些重要节点的设村，这些单位叫做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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