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都是问题，御史台的一、二把手面面相觑，颇感无奈。
孙处约叹口气：“虽然到处都是问题，但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御史台秉持何等立场？”
倘若此刻说起“司法独立”之话题，那才是蠢不可及。
司法的确应当独立于行政之外，一切决定依照律法之规定、不偏不倚……然而任何一个中枢衙门，首要之职权便是“拥戴皇权”，这是千百年来儒家之法统、皇权之根基，不可动摇。
又怎可能游离于“立场”之外？
譬如易储这件事，要么站在陛下那边赞同废黜太子、另立储君，要么站在东宫那边护卫法统、维系正朔，绝无站在中间两部相帮之可能，倘若当真有人如此，那么顷刻之间成为两方面集火之目标，一举摧毁之后再试图换上本方之人马。
即便是御史台，也不可能超然物外。
甚至因为御史台这样的衙门具有司法权、执法权，天然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刀……
刘祥道沉吟不语。
按理来说，支持陛下责无旁贷，且易储与否乃陛下家事，臣子如何可以干预？
但陛下过于宽仁、失于威信，而房俊、马周、刘仁轨以及部分宗室联合在一起权倾朝野、足以与皇权抗衡。
双方各有优劣，胜负尚在未知之数。
所谓“立场”之选择便是利益之趋同，那么双方谁对自己的利益更大？
心中犹豫未决：“以你之见呢？”
孙处约倒是没怎么犹豫，断然道：“当扶保东宫、匡扶正朔。”
刘祥道眉梢一挑：“说说理由。”
“倘若陛下最终易储成功，为了维护皇权，以往各种新政极大可能都将废止，尤其是关于朝堂机构、施政体制等等改革。反之若东宫正位，以房俊为首的一众党羽必然继续施行新政，对皇权予以弱化，使得施政之根基在于体制、在于律法，而非任何人之贤愚、好恶。”
最后这一句，正是新政之所以受到官员、武将推崇之根本。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将自己的前程、起落、甚至生死都操之于皇帝之手，一切仅凭皇帝之喜怒而决。更愿意使得自身之行为受到清晰明了之法律约束，做错事受到惩罚，自然无话可说；做对事却再也不需担心其余之影响，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清清楚楚、无可混淆。
该干的只管去干，只要法律允许，无人可以治罪。
不该干的干了，事发之时也无需担忧有人欲加之罪。
“刑不上大夫”看似是对统治阶级的维护，但其实大部分统治阶级未必推崇，因为这句话就如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样，不过是皇权画下的一个大饼而已，谁真的信了，谁才是傻子。
而真正的真相的是“皇权至上、生杀予夺”……
所以皇权昭彰之日，这些绝无实现之可能。
刘祥道沉默少顷，问道：“你是说之前房俊曾经谏言的那一条关于御史台的新政？你真的相信他会那么做？”
孙处约道：“御史台成为包括公诉、监督、侦查等权力于一身的帝国最高司法衙门，以及对民事与行政诉讼之监督……”
他越说越是兴奋，脸孔涨红、目光湛然：“最为关键是改制之后的御史台将更名为‘监察院’，以《大唐律》为依据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任何行政衙门与个人之干涉！”
“倘若当真有这样的一日，您作为御史大夫，我作为御史中丞，都将名标青史、流芳百世！”
当一个国家最高司法衙门的运作方式是以法律为依据，而非皇权之掌控，将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巨大进步！
而促成这样伟业之人，说一句震古烁今亦不为过。
刘祥道也心头火热，不过他不是孙处约这般热血青年，所思所虑都深沉得多：“即便这亦是我所追求之伟业，但其间之风险却着实太大，不得不慎重考虑。”
孙处约却道：“什么事没有风险呢？只要做事便有风险。风险大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风险能否获取高收益。倘若此事促成，所获之收益足以令我们甘冒任何风险。”
儒家何以处世？
立功，立言，立德。
立言过于困难，儒家由孔孟诸圣发展至今，在理论上早已区域圆满，想要做出突破非惊才绝艳之辈不能为之，而这世上又有几人可称不世出之奇才？
立德过于宽泛，难以量化，且往往需要终其一生孜孜不倦予以复出，未到盖棺定论之日，不能评述。
相比之下，最简单的反倒是立功。
能够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功劳固然困难百倍，但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具现，成功机会却很大。
当下便是一桩巨大的功劳摆在面前。
孙处约续道：“自秦朝之时御史台创建以来，其权责仅只是监察官员、风闻奏事，并无司法之权，及至本朝，固然设置台狱可受理特殊之案件诉讼，但权力大小、职权范围皆出于上。故而今日之兴盛乃御史大夫之兴盛，非御史台之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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