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诸葛瑾的详实论证，刘备对于庞统原本的计划，也产生了一丝担忧。
刘备当然知道“诸葛一生唯谨慎”。诸葛亮是那种谨慎到极点的人，诸葛瑾虽然没他二弟那么谨慎，但跟庞统这种喜欢激进行险的谋臣相比，绝对也是谨慎得多。
何况“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个道理本身，就是久经历史考验的。
诸葛瑾能点出我军此前对张任、严颜的态度认知存在偏差，可能影响战局走势，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评估。
见刘备还在犹豫斟酌，最后还是旁观者清的诸葛亮开口了，点破了这层道理：“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我以为，不管最终决策如何，主公可先让人进一步探查张任、严颜等人的情势，以及他们对我军的态度、与刘璋之间的主臣信任。
只有对敌将的消息搜集得越充分，才越能有的放矢。至于兵马钱粮军械，可以先按料敌从宽的方案筹措，若有变故，再调整不迟。反正这只是一个假想的计划，并没有真要和刘璋开战呢。”
刘备被诸葛亮一语点醒，也终于意识到，眼下并不是最终决断详细作战方案的时候。
既然诸葛瑾和庞统的计划，主要分歧在于对张任和严颜的了解上，那就好好挖掘情报，加深了解再说。
……
商定了后续的内政和外交规划，此后十余日，一切倒也安妥，没什么值得赘述的。
诸葛亮、鲁肃等人，已经开始分别着手今年对益州部分郡县的“租庸调”试点改革，以及相关的工商业和军备建设工作。
庞统则是一头扎到情报工作中去，按照刘备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刘璋军外交态度的探查，以及对严颜、张任等将领心态的进一步摸底。
当然，这项工作肯定不能指望光靠庞统自己完成，他也没这个本事，必须要有内应的配合。
好在刘备军在益州恰恰不缺内应，所以刘备就把跟张松、法正联络交换情报的权力，全权托付给了庞统。要求庞统在确保内应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展开工作，挖掘刺探有用的消息。
庞统欣然领命，此项工作也得以顺利推进下去。
另外，因为诸葛亮、庞统后续的工作，都需要以蜀地为重心。所以随着时间来到五月底，他们二人也先后向诸葛瑾、关羽告辞，再次启程回到益州。
诸葛亮的办公驻地，暂时选在江州的江北新城，而庞统的驻地，则选在了梓潼。
这样两人分别坐镇刘璋的东线和北线，也足以确保对刘璋的万无一失。
而鲁肃在武昌滞留数月后，也因为徐扬那边的内政事务、需要一个高层文官全权统筹，于是也在五月底六月初，辞行回合肥驻扎。
只剩下刘备、诸葛瑾和关羽，暂时还驻在武昌，居中调度。
如今还处在停战期间，各条战线都比较安稳，刘备才能如此布置，一旦到了重新开战的时候，刘备还是肯定得让诸葛瑾、关羽各自去独当一面，主持大局的。
眼下这种刘备阵营顶层大佬能够齐聚一堂的日子，在这乱世之中，只能算是偶然情况。
刘备也很珍惜这段时光，基本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跟诸葛瑾、关羽联络感情。张飞如今也还在武昌，每次有酒局自然也不会落后，都是到得最早的那一个。
……
时间倏忽来到建安十二年的六月中。
诸葛瑾在武昌闲住了个把月，基本上除了处断一下重要决策以外，其他时候都闲着。
他也不喜欢喝酒，这样天天聚会的日子过久了，也有点负罪感，觉得自己该干点活了。
但是武昌这边，一时又没什么公务可忙。闲下来后，诸葛瑾自己梳理了一下，觉得不如趁着这个时机，搞点军备和技术上的小革新，琢磨一些点子，帮二弟在巴郡和梓潼搞的“租庸调变法”提供更多的铜钱、蜀锦等硬通货支持。
如前所述，要想学习后世唐宋时的租庸调法/代役法，把百姓的缴钱、纳粮、服徭役这三项义务贯通起来，允许百姓自行选择折抵，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保障，就是市面上要有足够的硬通货供应。
无论是铜钱还是蜀锦，只有市面上存量储备足够多了。才不会发生百姓想卖粮或者缴代役钱时、钱荒通货紧缩物价下跌。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增加铜的产量，增加铸币。要么就是增加蜀锦的产量，然后给货币一个绑定价值的通兑品，就跟后世的“石油美元”绑定一样。
诸葛瑾也算是深谙经济常识的，这个问题很容易想清楚。
于是，他就趁着这段时间，每每抽空去武昌附近的大冶铁矿视察。因为那里不仅有铁矿和冶铁厂，还有大规模的炼铜和铸币工坊。
自从七八年前开始，豫章郡的铜矿一直在扩大开采，把源源不断的粗铜运到武昌周边，然后用于打造各种需要耗铜的器具，或是直接熔化精炼后铸币。
诸葛瑾这次去视察，也是想再考察一下炼铜的技术，是否还有可以优化的，再查漏补缺尽量想办法提升产量，能提多少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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