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便是双方律师围绕现有证据，展开的第一轮唇枪舌战。彭海果然沉得住气，并未一开始就抛出账本，那是他准备在关键时刻用来扭转局势甚至反将一军的“杀手锏”。
第一回合：关于“未叫救护车”与“拦出租车”
·陈默（原告律师）：他首先传唤了当天同在棋牌室的几位老街坊作为证人。证人们均证实，赵美兰倒下后，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状况明显不对。
陈默着重问道：“当时有人提议打120吗？”证人回答：“有，好几个都喊了，但苏大强好像没听见，只顾着要把人扶起来往外抬。”
·陈默攻势：他面向法庭，语气沉痛而有力：“审判长、陪审员，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发作，时间就是生命！拨打120是常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求救方式！
被告苏大强，作为与死者共同生活几十年的丈夫，在妻子生命垂危之际，无视他人提醒，舍近求远，选择耗时耗力地将病人抬到路边拦车！
这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这是对配偶生命健康权的极端漠视！其行为直接导致了救治时机的延误！”
·彭海（被告律师）：他起身进行交叉询问，试图弱化苏大强的主观恶意。
·彭海辩护：“我的当事人年事已高，当时面对突发状况，惊慌失措是人之常情。他并非‘无视’提醒，而是在极度恐慌下，大脑一片空白，本能地想要‘尽快’将妻子送到医院。
在他的认知里，或许认为跑到路边拦车，比等待未知时间的救护车‘更快’！这是一种在紧急情况下错误的、但并非出于恶意的判断！我们不能以事后的冷静，去苛责一个当时已经吓懵了的老人！”
第二回合：关于“挥手让出租车离开”
·陈默：他出示了路段监控的模糊截图，并引用了当时一位路过司机的证言（书面），证实曾看到苏大强在路边拦车，但当他的车停下时，苏大强确实做出了摆手的动作。
·陈默攻势：“这又如何解释？如果说拦车是情急之下的错误判断，那么当救命的车辆已经停在面前时，为何又要挥手让其离开？这已经不是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这更像是一种……故意的拖延！”
·彭海辩护：“控方这是在恶意揣测！我的当事人事后回忆，当时他精神高度紧张，视野模糊，可能误将那辆车认成了其他车辆（比如黑车），或者单纯是因为手臂无意识的摆动被误解了！
在没有音频证据的情况下，单凭一个模糊的影像和单一证言，就断定我的当事人‘故意’拒载，这是不严谨的！”
第三回合：关于“大量开具非甾体消炎药”
·陈默：他传唤了医药专家和多名药店、医院的工作人员，出具了厚厚一叠苏大强以赵美兰名义在不同地点频繁、超量开具布洛芬、塞来昔布等药物的记录。
·陈默攻势：“这些药物，对赵美兰女士已有的心血管和肾脏基础疾病有明确风险！被告苏大强对此心知肚明！
在赵美兰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他如此密集、超量地获取这些药物，目的何在？这难道不是蓄意积累风险，创造发病条件吗？这与赵美兰女士的猝死，难道仅仅是巧合？”
·彭海：这是他压力最大的一环，但他依然奋力辩护。
·彭海辩护：“我的当事人苏大强先生，文化水平不高，对药品副作用的认知有限。
他开具这些药物，可能主要是为了缓解他自己以及赵美兰女士日常的关节疼痛、头痛等小毛病。
之所以在不同地方开，是因为每次开的量有限，而他又想省去频繁去大医院的麻烦，图方便、贪小便宜而已！
控方将其与谋杀联系起来，是缺乏直接证据的过度解读！这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贪小便宜的陋习，不能证明他有杀人的故意！”
庭审氛围：
整个过程中，陈默逻辑清晰，证据环环相扣，不断将苏大强的行为与“漠视生命”、“潜在故意”联系起来，攻势凌厉。
而彭海则疲于招架，竭力将苏大强的行为解释为“愚蠢”、“慌乱”、“吝啬”而非“恶意”，虽然勉强维持，但在陈默缜密的攻击下，显得越来越被动。
旁听席上的老街坊们窃窃私语，看向苏大强的眼神充满了怀疑和谴责。
苏明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她没想到，即使有了那本账本作为后手，父亲在前期的证据对抗中依然如此不堪一击。
她紧紧攥着拳头，目光再次投向叶晨，却发现叶晨依旧平静，甚至偶尔与陈默低声交流时，脸上没有任何担忧。
彭海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即使最后抛出账本，也可能无法完全扭转陪审团和法官对苏大强形成的负面印象。他看了一眼苏明玉，用眼神示意：是时候了吗？
苏明玉深吸一口气，微微点了点头。
彭海知道，必须动用那张“王牌”了，不仅要为苏大强辩护，更要借此机会，将原告叶晨拖下水，彻底搅乱这场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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