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对历史进程的描写过于灰暗和混乱，未能清晰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进步性。对于格命队伍内部的某些复杂现象（如黑娃等人的命运轨迹），其描写是否客观？是否带有某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倾向？”
“作品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寓言，但其核心思想模糊不清，充满了宿命论的悲观色彩。白嘉轩所坚守的“仁义”是封建社会的精华还是糟粕？作者对此的暧昧态度，值得高度警惕！”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紧接着，一些与“伤痕文学”本就相左，或自觉被叶晨这位后起之秀锋芒所掩盖的文人，也趁机开始推波助澜：
“一部《少年犯》或许是时代的偶然，但是《白鹿原》暴露出了作者创作思想的深层问题：即对民族苦难和历史阴暗面的过度痴迷，缺乏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的文学是否需要如此沉重？”
“年仅二十余岁的青年学生，如何写出如此“老于世故”，洞察人性之恶的作品？其生活经验是否足以支撑如此宏大的题材？这背后是否存在哗众取宠的投机心理？”
这些批评文章引经据典，上纲上线，带着一股“老前辈”教训“不知天高地厚后生”的优越感，试图从政治导向、道德伦理、甚至作者资格上对《白鹿原》及其作者进行解构和否定。
这场由专业评论界引发的争议，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公众领域。报纸的文艺副刊、大学的文学社团、乃至工厂机关的读书小组，都分裂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们在据理力争：
“批评者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白鹿原》写的不是阴暗，是真实！是扎根于土地的、带着血泪的真实！田小娥的悲剧是对词人礼教最有力的控诉！”
“那些情欲描写并非噱头，它们是人物命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奔涌与毁灭，具有强烈的美学力量和悲剧冲击力！”
“说思想灰暗？恰恰相反！正是白嘉轩等人在动荡年代近乎固执的坚守中，在苍凉悲怑的命运底色上，我们反而看到了民族生生不息的韧性！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沉的希望？”
“作者年轻怎么了？他的年轻恰恰证明其才华横溢！难道写历史就必须是七老八十？想象力、洞察力和对资料的消化能力才是关键！”
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使得《白鹿原》的热度持续飙升，《魔都文艺》因此而销量猛增，洛阳纸贵。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下一期的连载，想亲自评判这场争论的焦点。
许多原本对文学不大感兴趣的人，也因为这场巨大的社会争议而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纷纷找来刊物进行阅读。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甚至隐隐有超出文学范畴的迹象时，真正的定音锤终于落下。
巴金先生再一次的站了出来，他没有直接参与争论，而是在一篇回顾自己文学生涯，探讨文学责任与勇气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小说《白鹿原》的价值。他写道：
“…最近读到的《白鹿原》，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作家直面历史的勇气和深邃的思考。
文学要讲真话，要挖掘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遮遮掩掩、歌功颂德易，深刻反思、秉笔直书难。我们需要这样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保护这样的创作探索，就是保护文学的未来！”
紧接着，《人民文学》杂志转载了《白鹿原》的部分精彩章节，并配发了资深评论家的长篇评论文章，从文学史和美学价值的高度，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它“开创了新时期文学历史叙事的新高度”，“是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收获”。
这一系列举动信号意义极强，最高文学权威的肯定瞬间压倒了那些杂音和非议。虽然批评之声并未完全消失，但是他们再也无法构成主力，反而成了衬托作品影响力的背景音。
经此一役，《白鹿原》及其作者叶晨，非但没有被争议击倒，反而真正意义上“大火特火”，奠定了其在文坛难以撼动的地位。
这部作品被视为改开初期文学解放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硕果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连载，单行本的出版事宜被提上日程，多家出版社争相洽谈。
面对誉满天下与谤满天下的两极境遇，叶晨却表现出超出年龄的冷静与定力。他没有急于发表言论反驳批评，也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感谢了钟望阳主编的坚持和巴金先生的爱护，然后便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了学业上了。
叶晨心里很清楚，这场争议的风波，恰恰证明了《白鹿原》的价值和力量。
而手中这两部沉甸甸的作品，尤其是历经风雨却愈加璀璨的《白鹿原》，已经成为他未来道路上最坚挺的通行证。省报的大门已然为他敞开一条更宽的缝隙，下一步是如何走得更稳更远……
秋日的黄原大学，梧桐叶已经染上了淡淡的金黄。叶晨正和贺秀莲从图书馆出来，打算去食堂吃饭，却见田润叶急匆匆的跑来，额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见到叶晨后，田润叶喘了口气，脸上带着兴奋与热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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