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想法……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国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拨款机构，看不到我们的产出，基因组计划就有可能被叫停……”达尔贝科显然也思考过先做技术还是先做测序的问题，但并没有决定。
杨锐道：“人体基因组计划与其他的项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
“如果采用目前的技术，测序将会非常非常的漫长，的确，如果直接测序，用现有的技术和工具，我们也许能在第一年得到一些成果，5万个碱基对？”杨锐不屑的笑一笑，道：“我们的目标可是30亿个碱基对，而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如果不进行大量投入的话，哪怕预算15年，我们也无法完成整个项目。”
“但从国会和民众的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得到了5万个碱基对，这是看得见的好处，对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发展技术，而且，测序本身，也能帮助我们发展技术，不是吗？”
杨锐毫不犹豫的道：“不可能，测序本身就是一项体力活，我们需要关注测序的方法，也需要关注测序的结果，至于测序本身，没有意义。”
达尔贝科有些惊讶于杨锐的武断，但他也是深入前线多年的人，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想，就算是国会，也会要求我们一边发展技术，一边测序的。”
“如果让我选择，我不建议这样做。”杨锐摇头，道：“即使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测序，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成绩，也会很难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成果来。要我说，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除了测试以外，都不应该进行哪怕一个碱基对的测序。”
不止是达尔贝科，蔡教授和托拜尔斯也听傻了。
这是杨锐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赞同达尔贝科的意见，而是与达尔贝科的意见相左。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日后的关系和位置，杨锐此时的表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当然，他提出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
达尔贝科不由的深入思考起来，过了一会，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只要项目成立，如此巨大的项目，哪怕是再急功近利的人，也不会要求我们在一年或者两年就给出成果吧，所以，先期完全放弃碱基对的测序，专注于技术，我认为，压力虽然会增加，但不会增加的太多，第三年的话，压力也许会增加的很多，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为了后期更快速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而且更省钱。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比如第一年，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结果是什么？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
达尔贝科迟疑的道：“不会吗？”
“当然不会，因为任何人都会这个简单的计算，我们用了一年才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年才能完成5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0年是500万个，1000年才5000万个测序，于是，所有媒体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人体基因组计划完蛋了。”杨锐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大招。
达尔贝科愣住了，转瞬，道：“我们第一年测序5万个碱基对，并不代表我们明年的进度还是这样，我们第二年的进度也许是100万个碱基对。第三年也许就能完成1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年再测序？普通人是无法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他们会用自己薪水的涨幅来判断技术的革新，比如10%的进步，或者多一些，翻倍的进步，但没有人会相信20倍的涨幅的，而要我来判断的话，50倍的涨幅都是能做到的。”
“你的意思是，采用技术先行的策略，一年就能有之前50倍的速率？”
“没错，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尽可能快的完成基因组计划，获得竞争优势。”杨锐内心其实有些感慨。人体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十多年，花费了20多亿美元，才第一次完成了人体23亿个碱基对的测序。
但是，到了2015年，对人体23亿个碱基对测序一次的成本，已经降低到了99美元，消耗的时间以小时来计算。
这种技术革新的速度，即使是达尔贝科，也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
应当说，杨锐是以过去的经验，来尝试影响达尔贝科的决定。
达尔贝科也确实受到了影响。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甚至就是蔡教授，甚至就是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达尔贝科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可杨锐不同。杨锐是pcr的发明人，杨锐还是基因组学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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