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君，前方就是丹徒。”
“上个月好像换了丹徒令？”
在江阴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开春之前换县令，一般都是有由头的。好坏都可能，毕竟，大过年的换县令，想想也不会觉得是个简单的事情。
“丹徒乃是运河门户，历年各地牙行番子都在这里聚集。好些江湖上厮混的人渣，都在这里兼职人贩子……”
知道行情的幕僚回话之后，对张德一脸肃容，“原本只是勾了一些良家妇女，倒也不算甚么。去年连续发生大案，听说江淮甚多士族之家，也有被勾了子女的。李扬州上疏之后，朝廷便派了京中精干之辈前来做事。”
“来敬业乃是勋贵之后，少年时就给长安令做过卧底便衣。老夫去了武汉之后，听说两京不良总帅都跟他有交情，是个比他老子还要江湖气的汉子。”
紧急上任的丹徒县令，就是来济长子来敬业，年纪不大，二十岁出头。是为数不多勋贵之后却在江湖市井里摸爬滚打然后混出名声来的。
“正月里来县令就勾了几个陈年案子，好些不良总帅都差遣了儿郎过来助拳，警察卫也有人，还有征税司，也给了方便。”
“是个活络人。”
老张点点头，来敬业和他老子来济不同，性格也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和大多数新生代的勋贵子弟一样，这货是张德的铁杆偶像。
属于十分正经的小迷弟……
实际上老张以前碰到来敬业，也是喊一声“小老弟”的。当然了，老张看到来济，喊的是“来世兄”。
来济见了坦叔，也得老老实实喊一声“老叔”。
大运河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让奸邪们得到了便利。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人口幡子的猖獗。
基本上很难根绝，且不说这年头交通不便，但有查到线索，往往都会因为地头蛇的抱团，直接把案子给销了。
没有硬扎的靠山，想要整治这样大规模的治安事件，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不管工商贸发达的地区，还是说小农散居的乡野山村，人贩子们根本不愁买家。
大户巨商养十个八个童男童女，还能装点门面，再到童男童女长大，养成家奴的不在少数。而穷地方的小农，为了吃一碗“根饭”，买不起适龄妇女就买童女养着。整个江淮的贫穷地区，童养媳成风，屡禁不止。
童养媳绝非字面意义上的媳妇或者儿媳妇，她的身份，首先是家仆甚至是家奴，其次是媳妇候补。
为什么是候补呢？因为当本家男丁有能力娶妻的时候，童养媳立刻转职为正式的家仆。唯有当本家男丁穷困潦倒没有出息，童养媳才会转正，正式成为“妻子”。
相较于明目张胆蓄奴谋利的大胆狂徒，童养媳算是受害者中比较好的，至少不必断手断脚或者其它器官残缺，也不必整个人被训练成狗一般听话的奴工。
国朝为数不多在整治“人贩子”上有成效的，也只有长安和武汉，连京城洛阳都差点意思。
之所以如此，原因多种多样，但弄到最后，总归就是一个钱字。
长安和武汉不缺钱，自然有办法建立行之有效的举报机制。而京城洛阳不同，环京城“无人区”是事实存在的，乃至洛阳好汉有当街杀人的，直接流窜到洛阳周边落草，一年半载都别想找到。
京城本该是首善之地，但正因为洛阳是京城，这就导致此地居行大不易，普通人家被盘剥起来，也是无形之中数量惊人。
洛阳令手中能调动的公款，可能还不如南市一个柜台来得多。
这就使得即便洛阳令有什么想法，也只能干瞪眼。再好的制度，没钱去维持，就没办法执行。又因为是国朝帝都，不管谁去做洛阳令，首先就是维持好和勋贵的关系，至于百姓疾苦，再疾苦也只能往后靠。
武汉和长安，多少有点轻装上阵的意思，尤其是武汉，官方是坚决执行两头惩罚的。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重则流放，轻则工役三年，至于罚金……上不封顶。
武汉之所以能够执行，出了江汉观察使府资金雄厚之外，跟武汉的基层也有很大关系。压制了小农的生存空间之后，就不存在乡镇级的“乡贤”来带头对抗国法。不存在最基本的抱团，官方想怎么镇压就怎么镇压。
本身武汉主要奴工都来自“官方贸易”和战争收益，又进一步压制了很大一部分的“人贩子”销售市场，这就让“人贩子”集团，很难通过收益来诱惑武汉官吏。
多重原因的作用，才让武汉有这样的成效。
但别处州县想要照猫画虎，那就很难。资金、制度、施政者决心、市场……想要建设起来，相当的困难。
而且即便如此，武汉并非就真的禁绝“蓄奴”，大量民办勾栏妓院中充斥着的妓女，往往都是被拐卖而来的外地女子。
断绝后路，又因为社会普遍价值的缘故，使得这些女子即便脱身，也无法返乡。这就出现了无可奈何的状况，受害者破罐子破摔，反过来成了犯罪者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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