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近十万将士的军争，光是绸缪就需要不少时间。
如各郡县的驻军调防、各部兵马的聚集、粮秣辎重的转运，还有鼓舞士卒们的勇气等等，非一日之功。
亦然不可能瞒得过魏国。
抑或者说，历经了第一次陇右大战的措手不及后，魏国就再也没有对大汉的动静掉以轻心。
当丞相诸葛亮与郑璞定论了军计后，让各部兵马开始备战之时，镇守在关中长安的魏国大司马曹真，也开始了督厉各部备战。
戎马数十年的他，也将目光投来了安定郡。
军中细作以及驻守在凉州的杨阜、郭淮以及魏平等陆续传来的消息，都断定了汉军兵出之地乃是安定郡。
逆蜀诸葛亮亲自领军去陇右了。
且逆蜀排得上号的军中宿将，除了吴懿部归去汉中郡驻守外，皆转去阿阳城一带聚集。
这也是一种必然。
因为有连绵的秦岭山脉在，逆蜀无法直接进攻关中。
就如昔日他领军走秦岭谷道直接攻汉中郡一样，粮秣辎重转运等后勤压力太大，无法持久作战。而且，不算宽敞的秦岭谷道，也无法让兵力悉数展开，不是利好于进攻方的战场。
再者，他这两年依着秦岭山脉北麓修筑了不少戍围。
逆蜀如果从汉中进军，就必须先将这些戍围一个个攻拔后，方可围困城池。
所耗费时间，就足以让逆蜀苦于粮秣转运而退兵了。
兵贵胜，不贵久。
逆蜀有更好的选择下，绝不会未战便让自己陷入不利的条件中。
而若是兵出安定郡，不管是伺机进军凉州，还是南下来右扶风，逆蜀都拥有了回旋的空间。
对此，曹真勒令凉州各部继续坚守，不可擅动避免中了逆蜀的“调虎离山”之计外，还将大部分兵力都遣去了安定郡。
自身也转来了陈仓城驻扎，以逸待劳等逆蜀丞相诸葛亮的动静。
有了数年时间的整合，以及冀州黎庶大举迁徙来关中三辅，如今的他战时已然可征发近十万大军。
事实上，若是逆蜀无有动静，他也有打算在今岁末抑或者是明岁初，便上表雒阳请命伐蜀。
这里面不仅是兵甲充足，无需再被动守抵御的缘由。
还有岁月不饶人。
他年事已高，这两年小病频发。
若不早些进攻，他担心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机会将陇右夺回来便抱憾而终。
至于为何要等到年岁才请命征伐，乃是不想让魏国陷入两线作战，甚至是三线作战！
两线作战，自然便是逆吴与逆蜀有盟约，难保没有共盟出兵的意图。
三线作战的缘由，乃是辽东公孙渊。
去岁的时候，天子曹叡得知公孙渊叛魏与逆吴勾连后，便让大将军司马懿暗中调遣兵马往幽州右北平聚集。
打算先发制人，将割据多年的辽东公孙家彻底拔除。
顺势威慑魏国北疆的鲜卑及乌丸部落。
但当司马懿暗中赶赴右北平后，事情便出现了转机。
今岁春三月时，逆吴孙权不顾群臣的谏阻，以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中使秦旦等领兵万人，送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从海道入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
但吴军到了辽东后，公孙渊便背盟，吞并了士卒及资财，且斩杀了张弥等人，送首级前来雒阳以表忠贞。
对此，是否还要继续攻伐辽东，雒阳衮衮诸公都有了不同的意见。
觉得不可再伐的人，以辽东地处偏远，兵出难以建功；且就算攻灭了公孙渊之后，也得继续以“羁縻政策”擢拔当地豪族来治理。
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却没有多少利益，还不如继续留着公孙家镇边。
反正他斩杀了逆吴的大臣，也难以与魏国为敌了。
而坚持继续征伐大臣，则是觉得公孙渊既然叛一次，就能再叛第二次。
彼狼子野心，已彰显无遗。
如今不除，以后待魏国被逆蜀与逆吴犯境时，孰知他会不会再度背叛？
而且，有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四万步骑都在幽州右北平聚集了，怎能朝令夕改呢？
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让天子曹叡也难以抉择，亦然暗中遣使来关中问计于曹真：罢兵乎？不改初谋乎？
那时，曹真的回复很简单。
让天子曹叡坐等司马懿的军报即可。
毕竟，司马懿才是这场战事的提倡者与决策者。
而且他已经到了右北平，也会因地制宜考虑进军或罢兵的各种得失。
这种得失，在关中的曹真无法得悉。
但曹真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司马懿不可能上书罢兵！
不仅是他此生督领的战事，对不上大将军这个职位；还有如今正是进攻辽东的良机。
试想，公孙渊遣使送逆吴大臣首级来表忠心，若是雒阳朝廷给他加封官职、赏赐财物等安抚后，他还会对魏国有戒心吗？
守备能不松懈吗？
司马懿趁此机会，领军倍道而进，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兵马备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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