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对佛教不怎么熟悉，既没有深入了解过佛经道义，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坐禅打七，所谓了解也只是逛逛寺庙，走马观花，最多是读过一些佛教史，很少涉及佛教经义。他了解的佛教也是已经汉化的佛教，没什么华夷之别，不存在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思想。
但他却很清楚，就辩论而言，道教徒真不是佛教徒的对手，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以后不行，现在就更不行了。别的不说，即以经籍论，佛教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只是还没翻译过来，道教有什么，《太平经》？那就是一部混杂了儒道思想和巫术的汇编，自圆其说都谈不上，更别说与人论战了。
当然，佛教徒再能辩，还是辩不过皇权，最后是在华夏大地传播开了，却也不再是原本的佛教。可那只是皇权一时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者。等佛教传播开来之后，受到威胁的皇权几次反扑都没能成功。
孙策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在战场上，他可以游刃有余，即使面对强敌也能镇定自若，打不过也能走得掉。可是在思想领域，他远远做不到那么从容，慌得一逼。前世三杯之后，与同好谈古论今，他可以放言无忌，指点江山，笑谈古今权贵，可那只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他是当政者，就没那么从容了。
尤其是当他清楚佛教的诱惑与威胁时——连郭嘉那样的浪荡子都喜欢读佛经，更何况那些本来就喜欢坐而论道的读书人。就连他自己都不敢说佛教全是胡说八道，穿越焉知不是轮回？
道教求今生，重实干，从外丹到内家，从养生到道医，但谁也没见过不死的活神仙，所以道教纵能兴盛一时，终究还是没落了。佛教求来生，重思辨，来生无法验证，思辨诱人神往，所以佛教一直兴盛。
孙策很纠结。
对孙策的纠结，虞翻有些不以为然。他坚信主动权在手，清除佛教的影响并不是难事。孙策对他的自信不以为然，却也无法说明，只得让他先去部署。无论如何，总要先找到严浮调和于吉再说。
虞翻汇报完工作，孙策留饭，两人又谈了很久，却以具体的政务为主。他平时不怎么过问具体的事，基本交给虞翻处理，有疑问也只是通过公文来往，如今回都，虞翻自然要将相关的事务汇报一遍。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
五年计划的事筹备了很多年，真正实施是建安元年，击破袁绍之后，中原形势大体初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得以进入实际推行阶段。今年是第四年，能不能如期实现，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五年计划并不是秘密，实施之初，为了能让治下百姓了解五年计划的意义，对未来充满信心，计划的相关指标是公诸于众的。能不能如期实现，象征着以孙策为首的执政团队是否有足够的执行力，是否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不是代表了天命所归。
从孙策开始，核心决策层对这个五年计划都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连一向喜欢冒险的郭嘉都建议保守一些，回建业休整一年，确保第一个五年计划能顺利完成。
总体来说，大部分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也大多达到了阶段性的目标，即使有不如预期的，差距也不是很大，最后一年加把劲，完成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明年应该能圆满完成预定目标。
当然问题也有，其中就包括粮食的生产。
粮食生产涉及到三个问题：耕地面积、亩产、消耗量。这几年江南兴修水利，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几乎每年都能增长两三成，但亩产却很难迅速提高，即使投入不少，还是很难立竿见影。至于消耗，那就更让人头疼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来到江南，固然提供了劳动力，也增加了大量的消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精耕细作又不能立刻见效，消耗量却在迅速增加。就目前而言，还没有影响正常的租赋收入，可要想迅速提升也不是易事。存粮有限，支出就必须加以控制，尤其是向外主动进攻。
按虞翻的计算，现在保持防线没什么问题，一旦主动进攻，运输导致的消耗就将成为一只饕餮，迅速吞噬掉这几年的积储。归根到底一句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尽量不要投机，一两场小规模的胜利只会增加消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孙策明白虞翻的意思，将报告收好，稍后再细看。他问了虞翻一个问题：以目前的海运条件，能不能从交州大量贩米？
虞翻说，解燃眉之急可以，但总体上从交州贩米不合算，不能作为常规手段。现在从交州引进了一些稻种和其他作物，正在试种，如果能成功，最多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粮食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孙策点了点头。虞翻的意思很明确，反对涸辙而鱼，希望能按部就班的发展，尽可能减少阻力。对江东来说，眼前的发展机会千载难逢，他们当然希望走得更稳健一些，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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