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改革，从来不是上面一致通过后就能够成功推行且见到成效的。
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全民参与的教育制度。
虽然大明朝廷的权贵官僚们因为要借着推行全民教育需要钱来对外掠夺，以恢复家业，而没有怎么反对推行全民教育，但对于在大明仍居国民大多数的自耕农而言，他们并没有觉得让自家孩子去接受教育是多么有必要的事。
哪怕是朝廷已经把他们送自己孩子去接受教育的付出成本压到了极低。
哪怕执政者真的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不再去注重男女之别，破天荒地要设女校允许汉家女子读书，不再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
百姓们也不一定会买账。
所以，在大明正式开始推行全民教育后，收效并不显着。
除了城中一些中产以上的富户会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坊里的社学就读外，大部分平民并不理睬朝廷这一新政。
尤其是乡间的百姓，他们更加珍惜一个孩子的劳动力价值，哪怕是自家孩子给财主家放个牛，在他们看来，也比送他去读书划算。
毕竟老百姓们也很清楚，靠读书中第出头这种事概率不大，除非家有充足的积蓄，不然不值得去投资。
另外，就是许多孩子自己也不愿意读书识字。
尤其是从小没有读书氛围的平民孩子，他们很容易只觉得读书识字是一件苦差事，还很容易伤自尊。
因为这个时代的老师很严格。
毕竟儒家伦理讲究天地君亲师，而这个时代的儒家伦理已在汉人心中存在了上千年，早已根深蒂固。
所以，老师不可能对学生有多少人格上的尊重，只会在意自己的学生能不能成材，故而，在体罚与羞辱起学生来，自然是不怎么在乎学生心理感受的。
正因为此，对于平民家的孩子而言，也就更难喜欢上读书识字了。
总之，相当于执政者投了许多钱，也在开启民智方面跨出了很大一步，但百姓不怎么买账。
上千年的愚民教育，让他们并不明白这是善政，甚至觉得当地官吏为政绩考成优良强迫他们的孩子上学的行为是苛政！
在张贵在内阁看见来自各地督抚的奏疏反应这一情况后，也叹了一口气，暗想改造汉家文明果然是不容易的。
“如今看来，果然指望民间百姓配合也不可能了，还是得动用朝廷的权力，强制执行！”
“我们的百姓们还是只习惯当农民，只习惯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田，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去做出改变的，如今只能继续用权力逼着他们改变，让他们聪明起来主动起来，从只拥有弱势文化的人变成有强势文化的人，不再苟安。”
因此，张贵在制策司对韩爌、袁可立、陈子壮这些人如此说了起来。
“怎么强制执行？”
袁可立问道。
“立法！”
张贵回了一句：“把义务教育写成律法，颁布下去，根据大明实际财力，先规定个汉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年限，然后违背者，如果是官吏履行不当，则贬谪或革职；如果是父母不送其子女入学，则罚款或关押。”
“以法家的手段，虽说能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能否宽严并济，以免百姓过于反感，而徒增官民冲突？”
袁可立这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做过多年的地方亲民官，比张贵更清楚治民光靠法治是不够的，也就在这时候问了这么一句。
陈子壮则依据自己在翰林院多年阅览史料记载，跟着分析道：“是啊，昔日历朝历代皆以孝治天下，孩子对于父母，非仅仅是子女也，亦如同个人之私产。”
“朝廷强行要求其让自己子女读书识字，变得聪明，并不一定是其愿，虽有望子成龙者，亦有保守者认为自己是什么样自己孩子就该是什么样，医者之子亦当从医，工匠之子亦当为工匠，否则就是背叛祖业，乱了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
“故而，朝廷强行要求子女读书识字，对于许多百姓而言，相当于夺其私产，扰其家务族归。总之，就是会被认为扰民甚重！”
韩爌这时道：“内阁已有言官上疏，参劾有地方官吏为考成计，强推全民之教育，而扰民甚重。陈阁部所言已经应验。”
张贵听后点了点首：“诸位所言没错，但总不能因此，朝廷花钱准备了一桌子的饭，没人吃吧？”
“百姓要视子女为私产，而朝廷要视汉家孩童为将来根基，这里面涉及到个人之私利当不当让渡于国家之利，孝当不当从于忠的问题。”
“我认为是不用考虑的！”
“既然社稷需要朝廷动用权力才能一直是太平盛世，那该扰民的地方就得扰民！不过，大冢宰也没说错，光是法家手段不够，得宽严并济，如同汉能强盛，就不仅仅是继承了秦法，也行了些宽仁。”
张贵说着又道：“陈阁部言在如今汉人社会，子女对于父母，如同其私产。如果再直接些，陈阁部的意思应该是子女对于父母，如同其奴隶，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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