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泰所提及的杨英乃是郑成功军中的一个户官，算得上是郑成功的死忠，其人在后来编撰的《从征实录》乃是研究郑成功的重要史料，不过其中在一些历史事件上的含糊其辞和错谬也同样为后世历史研究者们所诟病。
福建明军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才能再战，而他们如今所面对的也不再仅仅是福建的绿营兵，这使得郑成功在最近的一年半载暂且只能保持守势。
事实上，这并非是洪承畴向顺治献计时所盼望的结果，至少在他眼里靖南藩的那一万藩兵乃是满清汉军之中的翘楚，应该在接下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彻底镇压东南四省的抗清运动。
正式就任东南四省经略后，洪承畴在南京呆了几天，把需要在那里确定下来的事情搞定后便动身前往南昌，自然也是免得图惹马国柱的不悦。不过在南京的那几天，洪承畴不仅召见了陈文以前的监军文官王江，更是与即将被押解回京的金砺和李之芳二人进行了一次会面，丝毫没有畏惧因此而惹上什么人的不满。
见了这二人一面后，洪承畴也并没有打算为他们上书顺治要求些什么，因为对他来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不过二人向他提及的一些关于浙江明军的现实情况却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金砺提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更是使得他为此而专门派了一个亲信返回快马加鞭的返回京城。
抵达南昌的经略衙门后，洪承畴分批召见了刘光弼、杨捷、王之纲以及张国勋的众将，并且发文杭州和温州要求众将加强士卒的训练和城防的修葺，以备明军来袭。
年前的一系列筹划为满清的东南战局争取了几个月的时间，北方的绿营兵和那支挤出来的精锐部队已经启程出发，然而眼下也已经快到了三月，对于东南的明清两军来说时间都已经所剩无几。
今年上半年浙西南必有一战，洪承畴很清楚，即便是清军没能发起围剿，浙江明军在休整完毕后也必然会发起进攻，北方绿营报告军队行进速度和抵达位置的报告每天都会送到洪承畴的案前，可是就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一份密报却还是让他抛下了所有的公务来大加关注事态的进展。
永历七年二月下旬，湖广南部的永州，李定国自去年十二月在发现自家孤军深入的情况下而放弃衡阳后便驻军于此。
之前的一年，比之满清，对于明廷以及各地的抗清人士而言乃是值得庆祝的一年。东南战场上陈文和郑成功分别在浙西南和闽南多次击败清军，而西南战场上不仅有靖州、辰州两次大捷，更有李定国两蹶名王，极大的振奋人心。
但是就在衡阳大捷的前不久，此前在四川战场上连战连捷，大有一举收复全川、北上甘陕之势的刘文秀所部于十月惨败于保宁城下。灭虏将军王复臣、总兵官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被清军擒杀，损失士卒大半、战象三只、马骡二千三百余匹，就连刘文秀的抚南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此前收复的大片失地也重新被清军占领。
刘文秀的失败主要还是其人的急功近利以及轻敌所致，吴三桂、李国英等清军利用了这一点，优先击溃了明军中战力最弱的沅国公张先壁所部，随即驱赶溃军将刘文秀的大军彻底击垮。事后，孙可望放弃了四川战场，并利用此败豁夺了刘文秀的兵权，将其投闲置散。
如此一来，衡阳的错失良机、四川保宁的惨败以及广西的再度沦陷，从地图上看的话，明军一度收复的大片失地又重新为满清所占据，真正能够转化为稳定根据地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直到前不久，随着数月来的休整的结束，西南明军也从去年连番征战的疲态中恢复了过来。为此，孙可望力邀李定国前往靖州商议出兵事宜。李定国不疑有他，便起身前往。可是行在路上之时，却传来了孙可望意图借此机会谋害于他的密报。
送来密报的乃是李定国的一个心腹，接到消息李定国可谓是左右为难。李定国停在了半路，孙可望在三天之内竟连下七道命令要求李定国前往，而接下来的几天之中，接二连三的有人赶来向李定国密报孙可望唯恐其功高震主准备在军议之时将其杀死，其后以孙可望本人的亲信冯双礼来统领李定国麾下的大军，报信之人其中也包括刘文秀的儿子。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早有矛盾，早在张献忠身死后，大西军余部为图生存的会议中孙可望便与李定国的“扶明”主张向左，后来在李定国的以死相逼之下，大西军南下云南借平定沙定洲之乱的契机占据了云南。
这期间大西军乃是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共同秉政，但随着大西军摧枯拉朽般的收复了云南，孙可望的野心在一些有心人，如任撰等人的怂恿下极度膨胀。昆明的“演武场升旗事件”之中，孙可望便借责罚李定国来确定了他大西军最高统帅的身份，而后在与明廷之间的册封秦王的争议之中，孙可望更是借助于明廷的权威彻底压倒了李定国和刘文秀。至于艾能奇，则在这期间就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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