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俩的相互调侃中，很快，车过了石家庄，曹队放慢了车速，摇下车窗，从架驶台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又把烟盒和打火机甩给了我。侧过头，问我：“老常，今天那瞎子念的那首不明不白的诗，对，你管它叫一探石，我觉得他探的是你。你看，我今天他十分钟就给打发了，和你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他给你算出什么了？”
我朝他摇摇头，“他什么也没算，我只是向他问了个问题。”
我们的车猛地顿了一下，曹队应该是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
“问问题？老常你甭逗了，你不会是琢磨着退了休也摆个算命摊子吧？半个多小时就问个问题？”
我很担心曹队在高速路上这一惊一乍的，又想想车还要二三个小时才能进北京，所幸就把算命先生给我讲的关于腹语的一切，以及发生在胡安北身上曲折神秘的故事，给曹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等我把故事讲完，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曹队一声不吭地开了半天，才感慨了两句：“老常，胡安北这个朋友你找机会介绍给我，这执着劲儿，这乐观精神跟我对脾气，只是那算命的说得也不错，懂得是缘，不懂是劫，腹语对胡安北未必是什么好事，老常你那个镇魂铃不会无缘无故想，那年我拿着铃差点没让雷当旱魃劈死。你说，胡安北是不是已经修炼到第三重境界？要真是这样，你还真得躲远点。”
我朝曹队苦笑两声，“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跟胡安北完全是两类人，你是到了南墙绕着走，绕不过去搭梯子的人，知进退，审形式，又怎么会和胡安北事不可为而为之一样？”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算命先生并不知道胡安北的事，他说的懂是缘，不懂是劫，是说给我的。胡安北所做的一切只能说出自本心，他隐藏在身后的秘密也一定有他的苦衷，但我是否真有必要再追寻下去呢？
回到小院已是夜深人静，疲惫地倒在床上，我却转辗反侧，难以入眠。好像自己忽略了什么事情，但一时又想不起。
红楼旧梦安在？绿柳桃花新枝。莫问山中何事，一别三两故人。我又想起算命先生的那首诗，当时让我迈不动步的是第一句。因为胡安北呤唱的，我在景山那个清晨听到的，都是《红楼梦》中写薛宝钗的那首词，但现在想来，这一别三两故人一句，似乎才是全诗的中心。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院门口的信箱前，匆匆打开信箱，果然在各种信件和书报杂志的最下面，找到了一个印着北京市京剧团字样的牛皮纸信封，看看邮戳，是半个多月前到的。
撕开信封，是一张大红色的请柬，一片花团绵簇之上，有几个烫金的大字“北京市京剧团建团四十周年纪念演出”。翻开请柬，一行清秀而有力的小字映入眼帘。
“常先生台鉴，愚兄编导之团庆四十周年专场演出于六月十八日晚七时，政协礼堂首演，山中十载，今又逢新，万望亲鉴。”
我连忙翻了一下台历，六月十八正是三天之后，我长嘘口气，心中暗自庆幸，还好没有耽误。但请柬上山中十载，今又逢新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胡安北终于找回了声音，要重返舞台了吗？
合上请柬，我睡意全无，在刚才那堆信件报纸里，我看到一本陌生的杂志，似乎是一本文学期刊，上面包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上面用一张印着“赠阅”的便签纸封着。
我这个人虽然平时看书很杂，但对当代文学，小说什么的并不感冒，这些期刊杂志更是从来都没订过，也没有什么当编辑当作家的朋友，这又是谁寄来的杂志呢？
好奇的翻开杂志，看了几页，并不是本纯文学的期刊，里面有不少野史逸文类的文章，但目录页里，我看到了一篇名叫《戏魂》的小说。
小说的作者名叫半山农，这显然是个笔名。我读了几页，不但是小说的名字，包括情节，叙述方式都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难道这是胡安北写的？
小说的开端写的是乾隆年轻时，在京城微服去前门外广和楼听戏，偶遇了徽班名旦小玉兰。那个年代不允许女性上台演出，小玉兰是徽班班主吴敬初的女儿，自小耳濡目染，练就一身旦角功夫，吴敬初老来得女，对小玉兰宠惯非常，拗不过小玉兰，就让她女扮男装，登台过过戏瘾。没想到这一登台，就成了万人齐捧的名角，徽班旦角的台柱子。
乾隆十二年，小玉兰随父亲进京，就在广和楼里唱戏。小玉兰平时都是公子哥的打扮，人人见了都叫一声少班主。但阴差阳错，她撞上了微服私访的乾隆，阴差阳错，乾隆对小玉兰大为倾倒，阴差阳错，乾隆铁了心准备让徽班进宫演出，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还是小玉兰。
这的确成了吴敬初幸福的烦恼。那时候，徽班还远远没有成了后来的气候，戏剧的江湖群雄并起，没有一个剧种有一统天下的气度和眼光。对吴敬初而言，能入宫给皇上唱戏，对徽班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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